科顿的评论虽然没有被撤下，但加上了报社的解释声明。

一方面，立法过程中，对同一部草案或同一议题，可能会有不同主体作出不同次数的合宪性确认，进而发生合宪性确认叠加的情况，进而形成了不同强度的合宪性确认。委员长在人大各种会议上的发言、特别是在发言中作出的合宪性确认，虽然有些并没有载入正式的工作文件中，但也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产生重要影响，是理解重大立法决策过程的重要线索。

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宪法室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正式使用了法律草案的合宪性审查这一表述，将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概括为做好涉及宪法问题的事先审查和咨询工作强对法律草案的合宪性审查和研究和做好法规规章备案审查中的合宪性、涉宪性问题研究三项举措。但这是否意味着需要进行制度性创新，建立起一套正式的事前合宪性审查机制，还有待观察。基于此，关于合宪性确认现象的识别标准，就需要特别说明。第二是结果要素，即关于相关合宪性、涉宪性问题的评价必须是积极、明确的、具有针对性的，即认定相关公权力行为符合宪法或不违背宪法。2020年中共中央印发《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正式提出建立健全涉及宪法问题的事先审查和咨询制度，但这一制度的适用范围被限定在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司法解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其他重要政策、重大举措的范围内。

其次，阻却法律生效后的相关违宪质疑。首先，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有效运转会促使立法机关更加重视避免违宪而不仅仅是纠正违宪。人大监督虽为国家最高层次的监督，具有充分的权能，但其通常以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监督计划预算执行、备案审查、专题询问或质询等方式展开监督工作，很显然，这些监督方式具备严格的启动流程，换言之，人大监督的内容、形式以及对象决定了人大监督面向的是具有全局性、长远影响的重大问题。

[57]参见田卉、柯惠新：《网络环境下的舆论形成模式及调控分析》，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40—45页。（二）与纪检监察监督相耦合注入舆论监督以权威性支持 具体来说，可能为舆论监督提供制度性、权威性供给的监督形式主要包括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统计监督和纪检监察监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的领导权、执政权无疑是监督体系中居于核心位置的权力，反腐败的核心在于监督党。[1]范鹏主编：《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2页。

在排除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后，其他事项均应列入信息公开的范围。拥有决策权、执法权的组织和个人在国家制度和权力运行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较其他公职人员手握更大的权力，能够借助自身所处职位主导或左右规则的制定，滥用权力会产生更大的破坏性与不良影响。

信息共享、传递环节，互联网能够从技术层面打破信息壁垒，实现信息互通、传递。2007年，十七大报告将监督体系向前推进，明确提出监督合力的概念。[48]参见金太军、张劲松、沈承诚：《政治文明建设与权力监督机制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85—886页。[55]参见曹光煜：《新媒体监督与其他监督模式形成监督合力的探索》，载《行政管理改革》2017年第2期，第48—52页。

这一过程中，公民监督的力量虽然得到发挥，但是无序性常常与民主性相伴而来，而无序的公民监督会引发强烈的社会矛盾，动荡社会秩序。换言之，舆论监督的形成源于公民享有的宪法性权利，新闻媒体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舆论监督主体，其代行的是人民的权利，是人民行使监督权利的载体。[22]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江泽民早在1989年就曾指出：言论、出版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信息圈层化下，网民们常常更依赖圈内人获得资讯，而信息茧房又使得他们得到的信息经过了立场的过滤。正如亨廷顿所言，社会参与的程度愈高，参与的制度化程度愈低，则政治越不稳定。

党的十五大报告早已指出，舆论监督要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加强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贯彻的监督，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同时，面对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现行互联网管理体制呈现出疲软态势，主要是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的问题。

最后，在党的纪检和国家监察合署办公的体制安排下，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是舆论监督与其他监督协调贯通形成监督合力的根本保证。表达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亦是舆论监督的前提与基础。[12]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新闻媒体是完全独立的，西方国家同样存在政府对新闻的调控，例如，通过设立新闻办公室、新闻发言人等方式掌握官方信息源，或是通过发放许可证、定期进行审查等方式控制新闻的内容。党的十九大更是将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二）技术赋能：新技术手段助力舆论监督全阶段 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带来了传播效率、传播手段、分析方式上翻天覆地的变化，为舆论监督在新时代快速发展提供了技术可能。[18]习近平：《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2013年8月19日），载氏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版，第154页。

舆论监督的局限性就集中体现为其民主性所裹挟而来的负面效应，而这一负面效应在互联网技术下更是发生了新的裂变。在新时代，舆论监督更是上升到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一项重要议题。

其次，与纪检监察相结合能够为舆论监督找到制度出口。邓小平早已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同样地，对于舆论监督的相关信息，也可适用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基本原则，完成信息的分流。现阶段，我国针对上述重点内容展开的舆论监督工作较为不足。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新时代，中共十八大、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不断升华合力论。[17]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08年6月20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毛泽东提出，管，就是要把批评管起来。[45]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

总结来说，舆论监督的失范体现为下述两方面：一是人们自身判断力有限、信息不足造成信息偏差，从而导致实质内容失范。同时，应配备专门人员收集网民、媒体等反映的问题，及时浏览、搜索、收集和整理监督信息。

[27]《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3页。当然，这一常态化的舆论信息收集和后续处理工作会一定程度上增加纪检监察机关的工作量，后续还需在机构设计、人员配备、设备设施上作出合理调整。

可以看到，一旦舆论监督信息进入纪检监察工作程序，就应适用相应的程序与期限规范。换言之，借助纪检监察机关的充分权威与权力效能，能够对官员利用权力删帖掩盖真相、打击报复举报人等行为产生威慑。

在完成上述信息收集环节后，还需在信息受理、分析、研判、处理等环节做好有序衔接。[37]参见郭莉：《网络舆论监督与权力监督对接制度的建构》，载《学术界》2013年第7期，第164—171页。舆论导向失误，后果严重。纪检监察机关的提前介入为舆论监督的良性发酵提供了保障。

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中，监督体系的组成虽有变化，但监督体系这一概念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由此，舆论监督亟待建立起完备的舆论采集、分析和处置机制，以缓解舆论监督规制非制度化欠标准化导致的社会矛盾。

[63]参见黄威威：《网络监督权力腐败的规范性思考》，载《理论探讨》2015年第2期，第10—14页。第四，监察体制改革后，一改以往多头监督的情况，为舆论监督的衔接提供了可能。

1921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还未成为全国性执政党之前，舆论监督主要作为斗争的武器，以揭露敌人为主，舆论监督主要是党委主导下自上而下有组织的监督行为。目前，纪检监察机关已设举报网站，根据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按照被举报人属地和级别，会链接至不同层级的纪委监委。